（三）宋代商業革命在歷史上的地位

（三）宋代商業革命在歷史上的地位
1. 經濟重心正式南移
隋唐是中國第二次大一統帝國出現的時機，此時雖因西北外患較劇，政治、軍事重心和秦漢的大一統帝國同樣在北；經濟狀況卻出現很大的轉變，其中最關鍵的轉變即是：經濟重心的南移。因此如何把南移的經濟重心和仍然在北的政治軍事重心相連接，即是隋唐和其後的宋朝所面對最大的考驗。運河的出現，便是因應此一現實狀況而出現的客觀因素，隋朝由於國祚甚短討論不多，唐宋時期運河河運的興衰，對國運昌盛與否的影響舉足輕重。
唐朝安史之亂得以平復，即在於亂軍未切斷運河的補給線，此後北方因戰亂殘破，南方相對平穩安定，故安史之亂後經濟重心更明顯地南移。宋代與隋唐相較，西北外患影響更劇，因此駐重兵於京師，需要更多的糧食供給，故須改在較近江淮、漕運便利的汴京來建都，比起隋唐的國都長安，汴京較為內向，也可看出此時北方對南方經濟重心的倚賴更深。[1]
此西北向東南的移動方向，亦可視為從大陸到海洋的推移。唐朝在西元751年對大食帝國（阿拉伯）怛羅斯之役戰敗，更是其對西北大陸逐漸失去控制，並朝東南沿海區域發展的證據之一，而宋代的商業革命更加速了此變動。[2]
2. 從中古到近代
近代化的定義包括商業化、都市化、經濟自由化等。此時土地制度轉變為地主和小農的私有土地制，王安石青苗法後，亦可理解為政府承認人民有處至土地收穫的自由，也暗示了私有財產的確立。[3]而南方的興起伴隨著河運、海運的活絡，沿河近橋和城門外都市因此發展迅速，新興的行市不斷增加，淘汰了就有封閉市區，使得個人空間和商業時空都更加自由。[4]
為使市場更有效率，也出現了與之相應的新技術，而商業的發達更助長了新技術的研發。中國即在宋代正式進入貨幣經濟，唐代雖已不是實物經濟，但不少物品在已利用貨幣表達價值之餘，仍用絹布交換。宋代則將銅錢做為正式交易媒介，極盛期還有紙幣出現，可見此時通貨流通之快速。到了元代差不多已完全不籌銅錢，單靠紙幣流通。[5]而此時大量貨幣的流通與發行，除南宋將滅時，未曾發生通貨膨脹；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帶動的人口大增，也未使宋代如以往般發生動亂，除可見北宋經濟之豐厚，也代表此時已有能相配合的新制度加以管理。
一般認為一國與國際的接觸越頻繁就越先進，先不論此定義背後的爭論，相較於前代，宋代海外貿易的確更為繁盛，宋朝銅錢甚至被當成商品售至高麗和日本，並成為其主要貨幣數個世紀。郝延平在〈中國三大商業革命與海洋〉即認為宋代處於世界史上第一個商業跨洋大發展的時期，其與東北亞、南洋、中東皆有貿易，是東方商業的擴張時期，並直接刺激了歐洲進代商業革命的興起，邁向「全球市場」。[6]
此時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各方面都經歷一大變革，故一般將宋代視為中國正式從中古轉向近代的開端。
3. 為何沒有過渡到現代？
宋代既是中國的轉捩點，擁有高生產力，成熟的官僚體系、貨幣制度和交易系統，貿易極為發達，識字率也達全球最高(15%~20%)，日本學者內藤湖南將之稱為世界上第一個“早熟的國家”，[7]應該會如西方般發生科學革命、資本主義、工業革命，進而推向現代，但為何沒有？
(1) 運河的衰落
北宋末年運河無法再發揮效用，和徽宗時蔡京廢除轉般法改行直達法有關：轉般法為唐代裴耀卿改革漕運而實行，也就是分段運輸法，因漕運所經各河水深淺不同，沿途常需停滯，甚至須改行陸運，運費和時間成本增加，改成分段運輸後，可等待河水深度合適時再上路，節省了運輸的時間。宋代汴京與江淮的距離雖較唐長安為近，但因集中的軍隊較多，糧食需求更大，故將省下的運費由發運司管轄，可在豐收時先收購米糧，以備農產歉收時仍有米糧可送往京師，以免錯過河川可航行時間，對糧食供求的調節也很有幫助。並且當時政府實施食鹽專賣，漕船卸貨後，可再裝鹽運至各地銷售，比空船而回更經濟。
蔡京為討好徽宗，其為發運司的親信即把應用來買米的款項獻給政府，使地方失去了購米的款項，且此時改食鹽專賣為鈔鹽法，規定商人在汴京買到鹽鈔後，便可到產鹽地換取食鹽，再轉往一定地點銷售，則漕船無鹽可載，勢必得空船而歸，故下令改轉般法為直達法。
直達法實施後，船隻航行的時日增長，每年往返的數次減少，使得政府對於沿途航運的督察管理非常困難，且漕運人員常故意停滯以盜賣船中米糧，賣完後即鑿沉漕船，一走了之，使送到汴京的米糧數量較以往大為減少。且運河用來儲水的水閘，因直達法而開啟無節，使得運河常因水淺而漕運不行。
在金入侵汴京被圍後，漕運不通，之後運河上遊的堤岸又因被盜賊破壞而潰決，以致河水乾淺，更加阻礙漕運。汴京政府因物資供給而財政困難，軍民也得不到糧食，使得物價飛漲，此時宋代失去了連立南北重心的管道，使得北宋財政崩潰，進而無法抵抗侵略而滅亡。[8]
之後南宋和金南北而治，運河遂荒廢，也是影響兩國皆無法抵擋蒙古的原因之一，不過在南方的江南河，卻依然提供了南宋首都臨安與全國各地的重要交通線，使得南宋仍能獲得各地資源，偏安東南。[9]
(2) 13、14世紀的“轉折”
伊懋可(Mark Elvin)在1972年提出“高度平衡的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之說：工業革命需有足夠的替代力需求才會產生，但中國人口眾多，此需求很容易被滿足，立刻達到平衡，卻反而成為無法進入工業革命的陷阱。[10]他並進而提出了“14世紀的轉捩點”的論點，認為宋代是中國的“中古經濟革命時期”，此時期的經濟成長伴有大量的技術發明；此後雖然出現了經濟增長，但是卻幾乎全然沒有技術發明。代表在14世紀時中國歷史的經濟成長方式發生改變，從而導致了中古經濟活力的消失。[11]
許多學者也表露出類似的觀點，皆認為宋以後的確發生另一個轉折，使商業革命停頓，並無從發展出其他發展。例如傅衣淩認為在14世紀（元）以前，中國的生產力是走在世界前頭的，到15、16世紀（明清），卻變成了落後國家。漆俠則認為宋代中國經濟居於世界的最前列。但在女真、蒙古等征服王朝的統治下，中國社會經濟發生了“轉折”，因此從14世紀之後，中國社會的發展逐漸地趨緩並遲滯。不論此轉折事發生在元代或明代，其皆認為宋後中國社會進步的速度開始明顯變慢。[12]
支持“轉折論”的學者，總歸中國社會的經濟變化方式，為何由“唐宋變革”變成“明清停滯”，原因有以下幾點：
邊疆的人口和資源達到飽和、被“填滿”[13]
中外交往減少：中國社會變得更為內向[14]
科學思想不發達：中國哲學家們對自然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他們不再對系統的調查研究感興趣（格物致知），而是依賴於內省與直覺（心即裡），因而沒有科學的進步來激發生產技術的進步[15]
一統帝國的高壓：女真、蒙古貴族所代表的落後經濟關係的滲透，並與漢族的大地主------農奴制關係相結合，加強了封建專制主義，成為社會前進的阻力[16]
宋代雖已是當時世界上採煤量最高的國家，但由於運河離產煤地距離較遠，無法大規模的開採來促進重工業的建設[17]
(3) 有無13、14世紀轉折？
此“轉折論”在近年來遭受若干質疑：韓儒林、師道綱等元史學者提出：“元代並不是一個黑暗時代”；相反地，元代在唐宋發展的基礎上，經濟繼續上升且有長足的進步。[18]李幹在《元代社會經濟史稿》中也一再重申，應對元朝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給予全面的評價；元代擴大並確立了中國的版圖，並將邊疆地區也納入管理，使全國各族人民能在較安定的環境中從事生產，也因此促進了經濟、手工業的發展，並與中亞、歐洲等國有所接觸，使得元代商業都市仍是當時世界性的大城。[19]林金樹、楊國楨、陳支平等明清史學者也反對明初發生轉折：明初幾十年，是一個社會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的階段。[20]郭文韜等農史學者則認為宋元一同構成中國南方農業突飛猛進的階段，而明清則是中國傳統農業“縱深發展”、並“達到頂峰”的階段，因此宋後元明根本不存在“轉折”。[21]
之後也不斷有學者試圖提出證據來反駁由“唐宋變革”到“明清停滯”的“轉折論”：宋史學者在稱頌宋代技術進步時，並未注意到這些先進技術的地域性。大澤正昭指出：這些先進技術並無普遍性，總體而言，南宋江南平原農業中所使用的技術，並未超過唐代後期的技術水準。與此相反，明清江南精緻的農作技術已達普及，並比宋代所用的技術更先進。因此從宋到明清，是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宋末明初處於此過程中，並無任何“轉折”可言。[22]
李伯重並在其著作〈有無「十三、十四世紀轉折」？宋末至明初江南農業的變化〉中下此結論：宋末以來江南農業都是朝著同一方向變化，可說是性質相同的變化。當然在變化的速度方面可能有所不同，但此不同可用發展的週期性來解釋，而不應視為重大的逆轉。因此所謂的“轉折”，顯然只是一個長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中間性階段而已。[23]
而此論點或許也可說明宋代的商業革命並未在元朝的異族統治之下停頓；或著宋代所謂的商業革命或許根本不存在，其只是中國經濟史中，技術逐漸累積起來的一個高峰，而其後明清經濟更是在此基礎上更加高度發展，繼而成為中國經濟的另一波高峰。
(四)結論
討論中國為何沒有出現資本主義，或為何無法資本累積，都脫離不了西方中心論的史觀。畢竟，以世界各地文明來說，資本主義未萌芽或未成熟的占大多數，可以說發展出資本主義並非常態；那麼，歐洲資本主義的成熟就只能算是特例，並非各文明必經的道路。故我們在討論中國為何沒有出現資本主義時，或許該反過來想：歐洲為何會出現資本主義？
[1]全漢昇，《中國經濟史（上）》（台北：稻香出版社，2003），279-280。
[2]郝延平，〈中國三大商業革命與海洋〉，收錄於：張炎憲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書(40)，2004），14。
[3]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收錄於：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92)，14。
[4]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251-266。
[5]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15-16。
[6]郝延平，〈中國三大商業革命與海洋〉，32。
[7]Robert P. Hymes, “Song China,960-1279.”in Ainslie T. Embree and Carol Gluck, eds.Asia Western and World History: A Guide for Teaching(Armonk: M. E. Sharpe, 1997), 336.
[8]全漢昇，《中國經濟史（上）》，382-389。
[9]全漢昇，《中國經濟史（上）》，391-392。
[10] Mark Elvin,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in Robert P. Hymes, “Song China,960-1279.” ,336.
[11]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北京：三聯書局，2003），21-22。
[12]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21-22。
[13]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23。
[14]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23。
[15]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23、全漢昇，《中國經濟史（下）》（台北：稻香出版社，2003），557。
[16]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23、全漢昇，《中國經濟史（下）》，556。
[17]全漢昇，《中國經濟史（下）》，553。英國能成為工業革命國家之首，其中一點原因即在於英國的產煤地皆位於河流和海岸附近，故能在鐵路發展前，就能以河運大量開採。
[18]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23-24。
[19]李幹，《元代社會經濟史稿》（香港：香港公開進修學院出版社，1996），1-9。
[20]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24。
[21]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24。
[22]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90-91。
[23]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