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14日 星期三

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壹、 明清及近代中國的經濟變化:同歐洲的比較
(一) 中國歷史上的經濟變化諸問題
一般對於中國經濟史的研究,認為在十世紀左右開始有一變革:新作物的出現和新技術的提高,使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提高;隨著貿易發展、新市鎮建立和農產品流入市場,使經濟作物種植擴大、產量提高;另外交通的改善、政府對於市場交易管制的放鬆,都促進此變化。另外在當代中國,儘管工業成長,但仍然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中國正力求轉型。但是此兩者只存在著起點與終點的關係,其中差距約一千年的中國經濟變化,仍缺少一完整的解釋。[1]
但為何無法對明清時期中國經濟做出妥善解釋,問題在於它門仍是以歐洲經濟發展為標準,來質疑中國為何沒出現此現象。[2]其研究中國經濟之方法,多由兩方著手:其一在於找出一中西差別,稱之以產生差異的關鍵因素,其二則為研究一中西差異極小的相似因素,來判定中國有可能走向同西方相同的道路。[3]
依據此兩種方法,學者多把將中國無法走向現代工業化歸咎於三大罪狀:一中國國家政權為維護自己權力,而限制發展、二外在的帝國主義使中國成為殖民地式經濟,而落後發展、三中國的封建勢力為維護其社會地位,反對進步。[4]
王國斌使用之方法為:先把普通邏輯進行解釋的相似之處做為底線,然後去找這樣的分析標準,有此分析標準,就可以找到重要的早期差別之處,也能找到基本的共通性,最後再導入其他的差別,以探討歐亞不同地區所走的獨特道路。然而如不先找出共同處,就難以找出何差異最引人注意,故其下先從亞當斯密開始,找尋相似之處。[5]
(二) 近代早期歐洲經濟成長的動力
而十四世紀時期黑死病所帶來的人口損失,連帶使得城鎮經濟力受損:人口銳減使近代手工業衰退,城市間的貿易沒落,並且城市對於農產品的需求下降,使許多地方開始棄農就牧,在黑死病後,西歐的人口和經濟才逐漸得以恢復,16世紀西歐人口總數和農業總產兩方面才獲得更高的水平。[6]
15~16世紀為支持遠程貿易,出現了新的金融經濟:銀行與交易機構的完善化,使複雜的交易方式成為可能,而這些交易方式又使勞動生產專業化更進一步發展。然而此時仍是以農村經濟為基礎支撐經濟,使得物價隨著收成情況大幅波動,歉收會提高手工業工資,使非農業生產部門成本提高、生產下降,最後導致農業和工業的循環衰落,顯示此時的經濟具有成長和衰落構成的週期性。[7]
16世紀歐洲的經濟重心發生了重大的移轉,由地中海移至以荷蘭、英國為首的北歐經濟中心,此時如果只著重在北歐經濟中心,歐洲經濟成長極為顯著,但若以整體歐陸來看,各地區經濟存在著此興彼落的狀態,更容易看出歐洲經濟成長面臨的侷限性。[8]
17世紀歐洲最嚴重的危機是人口遽增,使人民經濟能力受限,生活更加困難,影響經濟、社會和政治各領域。對人口遽增的恐懼感,也可從此時馬爾薩斯所提出的人口論看出。但王國斌認為,此問題應以18世紀亞當斯密的思想來看待更為適合。[9]
亞當斯密以貿易的角度來看待經濟,而貿易的基礎是勞動分工和絕對利益。此時歐洲雖已開始邁進工業生產,進入商業體系,也擺脫了大饑荒的威脅,但18世紀歐洲基本上仍是農業經濟,所以亞當斯密特別強調農業投資,並假定經濟成長是有限度的,並認為持續上漲的工資最後仍會下降到維持基本生活水準的水平。不論是馬爾薩斯或是亞當斯密,都生長在18世紀的歐洲,一個經濟發展有限的世界。而18世紀歐洲和中國的共同之處遠多於18世紀與19~20世紀的歐洲的共同之處。[10]
(三) 斯密型動力在中國
16~19世紀中國許多地區都存在著斯密型動力,也就是亞當斯密所指出的勞動分工及專業化所帶來的經濟成長動力。此時中國主要的特點為經濟作物種植的擴大和手工業貿易的發展,此兩者使得長江下游地區絲、棉業迅速發展,連同水稻和其他經濟作物,成為中國最富足的區域經濟。長江中上游省分所產的稻米,養活了長江下游的人口,也使這些地區出現了與經濟作物種植相應的手工業,和一些陶瓷、造紙手工業,此時長江流域聚集了中國三分之一的人口,農業產量也占全國的百分之四十左右。[11]
市場擴展雖在長江下游最明顯,但並不限於此一地區:華南的一些地區經濟作物的種植和手工業也在擴大,北方雖因水運較不變,經濟成長不如南方,但經濟成長仍在進行,大運河沿岸的城市成為主要商業中心,商人聚集,販賣南北商品。各種經濟作物的種植也持續擴大,尤其是山東省棉花和菸草的種植。[12]
商業化把相距遙遠的生產者與消費著聯為一體,使得生產力更為提高,並且也提高了土地使用率,而多施肥料和培育更適宜當地種植的作物等技術改良,也使農業生產率提高。[13]
雖然此時專業化的好處和優勢不斷增加,卻也有人民轉向較為貧瘠的土地和較為微薄的收入,由於耕地的不足,使得山區開墾為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並行,並輔佐以手工業,也逐漸開墾了山區。明後其此區曾成為戰區而荒廢,清代重新引進移民和玉米、馬鈴薯等新物種,補充了中國傳統糧食作物的不足,並供應從事木材貿易、造紙、製鐵等非農業人口,但經濟發展仍然不敵較富裕的地區。因此明清時期的中國,即使在斯密行動力所創造的經濟變化的同時,不斷增加的人口遷徙往生活條件較差的地方,削弱了斯密型增長所帶來的積極影響[14]
16世紀出現了新的商人組織,創造了擴大交換的辦法,連結了中國主要城市,並且把各市鎮網絡和其周遭的農村也納為一體。其間雖經歷明清交替的衰落,但18世紀新一波的商業擴展席捲了中國更多的地區,使斯密型成長隨處可見。[15]
十九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各家皆同意此時洋人的關鍵作用極大。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帝國主義扭曲了中國的發展道路,並堵塞了中國走歐洲道路的可能性;受過西方教育的學者則認為,洋人提供了中國現代化的技術。但王國斌提出疑問,此時洋人的影響主要在港口都市,靠近交通樞紐和其沿線地區,鐵路也促成了北部內陸地區鐵路沿線的商業化,使這些地區開始種植菸草、大豆等經濟作物,國外需求也促進長江和華南地區的桐油生產,但是中國大多數的人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當外國影響?王國斌認為新的商業機會擴大了斯密型動力運作的空間,但並未從根本上改變斯密型動力。[16]
(四) 對斯密行動力的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
在英國,農村工業的發展,使得農村人口收入增加,並在貿易擴展的同時,結婚年齡的下降和結婚率的提高,都使人口增加。增加的人口在工業化和商業化成長中受益,但不一定會提高生活水準。1640年代到19世紀中期,前期英國因經濟成長帶來的工資上升,又會因人口增加使實際工資開始下降,19世紀後工資才又上升,是在工資和人口運動關聯減弱的情況下。此狀況和黃宗智提出的中國經濟的內捲化(人口不斷上升,生活水準卻未提高)大致相同,但此說法並不能區分英國企業家和中國長江中下游農民改從事手工業的動機,而應該拿此企業家精神和長江中下游的商人、地主做比較,歐洲和中國的商人、地主,都同樣地因追求利潤而辛勤工作,並非只為維持生活水準。[17]
因此王國斌依然認為,直到20世紀,中國經濟都仍然依照斯密型動力增長,也就是說,歐洲和中國的基本經濟動力是相同的。而王國斌要討論的,是評論此動力的重要性,和他如何促進經濟成長,以及其如何導致馬爾賽斯論的後果,並制約了經濟成長。[18]
(五) 斯密與馬爾薩斯:中國與古典經濟學
亞當斯密指出在馬可波羅來華之前,中國可能已經取得了當時世界最大的成就,但是亞當斯密也指出中國亦存在著經濟成長的侷限性,即中國已經獲得了其法律與制度性質所允許的所有財富。亞當斯密、李家圖和馬爾薩斯都相信,經濟好壞影響人口成長速率,而維持生活的費用也與工資連貫。亞當斯密認為高經濟成長導致高工資和高人口長長率,而高人口成長率又導致工資下降。因此越富裕的國家,財富的可能成長率也越低,使得利潤和利息都下降。李家圖認為自然資源終將浩劫,也就會導致馬爾賽斯人口論的恐懼。但是此三位學家,都尚未經歷19世紀經濟的大變革。[19]
(六) 結論
在近代早期的歐洲,對市場的限制並不比中國不嚴重,甚至可說此時歐洲的農村土地與信貸市場比中國更不自由,王國斌要澄清的是,歐洲和中國的市場,都和理論中的典型市場大不相同。[20]
此時的中國和歐洲都處於農業收成不保險、生產原料有限的世界中,並都經歷經濟擴展和收縮造成的周期循環裡,在類似的斯密型動力之下,都推向了更大規模的經濟。不過此時歐洲內部的差異和中國內部的差異,遠大於中國和歐洲彼此的差異。故在十九世紀以前,中國絕對不比歐洲更可能發生馬爾薩斯提出的經濟與人口危機,但是中國和歐洲卻也都沒有發生此問題。[21]
貳、 近代早期歐洲與明清時期中國工業擴展的動力
(一) 西歐的農村工業與人口變化
中世紀後期歐洲農村雖然增加,但其賴以生存的生存基礎並不穩固。14世紀歐洲的一些地區甚至出現人口增長超越的經濟發展的循環,但是在英國的許多地區,在耕地資源和人口之間卻達到了更為穩定的平衡,此時土地不再被劃分成小塊,而集中於一繼承人人之手,僅劃分家畜和動產,其餘繼承人則得到現款,做為未得到土地的補償。此種繼承制度,使農村在農村工業出現以前,達到小規模的經濟和人口平衡。[22]
此種型態,一直被視為理想的生活型態,其中工作職位的數量和財產是固定的,未得到土地的繼承人,在原鄉可能找不到工作,而外出發展,或是雖留下來當雇工,卻無法結婚。有些地區雖仍是行分割繼承制度,卻使其後代面臨平均地產縮小的威脅,此威脅有賴向外移民和開墾荒地解決。而此時歐洲獨身率較高,平均婚齡也較晚,跟此種人口再生率和經濟再生率相互配合的情況有關。[23]
而歐洲的農村工業化,相當程度地破壞了此種平衡,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可藉從事手工業而建立家庭,使得獨身率和婚齡都降低,使得分家率也增高。不過農村工業化,只在對於分家制度盛行,農場規模較小的地區影響較大,故可說季節性手工業的發展,和土地零碎化的盛行是高度相關的。因為再耕地不斷縮小,移民不斷湧入的情況下,沒有足夠的農活可做,而開展了另一種原始手工業的型態。故17~18世紀的歐洲農村工業發展,都發生在市場機制良好、耕地狹小的地區,其提供了新勞動機會,使婚齡提早,出生率也提高。[24]
(二) 中國的農村工業與人口變化
16世紀越來越多的農民,由其是長江三角洲,開始轉向以紡織和絲織為主的農村手工業,18世紀經濟作物種植和手工業已普及到全國,許多富商大賈(主要為晉商或徽商)控制了大部份的長途貿易,促成此經濟成長的條件,和歐洲類似:包括良好的市場機會、土地分割繼承、有季節性的非農業工作可做等,開始由商人販賣小家庭生產的手工品,農民並沒有把重心移到農村外,卻獲得農村以外的收入。[25]
中國不像歐洲擁有許多生育制約,且中國因儒家思想影響,子女婚後仍可和父母共同居住,組成大家庭,因此農村手工業帶來的婚齡下降和生育率提高,在中國並不能像西歐那麼明顯,但此並不代表中國以前沒有生育限制。同時中國和歐洲的學者卻也憂慮生育機制的減弱,造成人口增長超過經濟增長。[26]
中國並未存在如歐洲穩定平衡的農村,農村手工業的增長,減少了馬爾薩斯提出的人口危機,也幫助維持低婚齡和高生育率。類似的經濟動力,例如季節性手工業的發展、農場規麼的縮小和良好的市場體系,中國甚至可能比歐洲更完善,但是許多歐洲史學家賈社的從原始工業化到工業化的順序,在中國並未有明顯的出現。[27]
(三) 從原始工業化到工業化
對於區分原始工業化和工業化的動力是不同的,在18世紀中期的歐洲人也很難想像19世紀的工業化發展,18世紀的人可能會認為,工業化帶來的是城鄉分工,城市聚集了大量的食利者、官吏和大資本家,其從事貿易、行政和服務,而不事生產,農村內從事農工業的無產階級則不斷增長。但歐洲事實上並非如此,工業化的確是隨著原始工業化而發生的。但這種設想卻類似中國的情況,中國的農村工業延續許多世紀,伴隨人口和交易增加,城市數量也大量增加,但城市中心卻始終並沒有穩固的工業基礎產生。[28]
日本學者西嶋定生認為,國家賦稅需求刺激了棉紡織業的發展,棉紡織業代表了專業化農村手工業的一個新形式,不同於傳統的耕織結合和自給自足的家庭生產。田中正俊則不同意西嶋將賦稅是為外部刺激的看法,其認為此發展來自於農村內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相互影響,雖然此兩人對於起因看法分歧,卻同樣對農村工業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做了區分,也就是中國的農村手工業和西歐的資本主義動力有很大差別。明清時期長江中下游農村手工業的發展,雖維持了龐大的人口,卻農村內部卻沒有促進重大資本化和技術變化的刺激,因而沒有萌芽出資本主義,和產生工業革命。但對於西方來說,農村手工業也可能成為一個阻礙工業革命的陷阱,卻為何歐洲19世紀以後工業化可以跳脫由農村手工業主導,而中國卻仍是以農村手工業動力驅動,仍是一爭論的問題。[29]
參、 從歐洲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史與經濟發展
(一) 企業的組織變化在中國與歐洲的作用
歐洲和中國都曾發生斯密型動力,但是中國並未因此出現如同歐洲的特殊機構和制度,中國發展了許多複雜的商業組織以引導斯密型擴張動力,但並未註定中國的絲織業生產,會以歐洲所經歷的方式轉移到城市,證明了斯密型動力,並不一定是產生資本主義的動力。[30]
歐洲和中國都有工廠紡紗機的引進,並引發農戶織布業的發展,而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中國和歐洲都出現紡織技術的進步。歐洲的織布業在19世紀移轉至城市發展,並因機器的生產效率改進和產品品質提高,而成功排擠農村手工業,並使織布業逐漸成為一城市現象;但直到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農戶手工業產品仍然能和工廠機器製產品競爭,起因或許在於手工織布者的工資較為低廉,家內織布的生產成本較低,使手工布成本較低,而由於工業化不發達,工廠機器的生產率仍低於最佳運作狀況下的生產率,而使中國手工業者和近代企業的競爭,比起歐洲來更為有效。而直到1949年後,農村手工業在中國依舊十分重要。[31]
以農村為基地的手工業生產的延續,體現了工業向城市工廠生產的不完全移轉。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初期,歐美工業生產已全部移至城市,從工業生產到農業加工,都集中在城市做最有效率的處理。而這些企業能成為近代資本主義的關鍵角色,憑藉幾項因素:管理體系能比市場體系更有效地操縱許多業務單位的活動,其持續發展,就能使日益專業化的管理人員組成的管理體系更能發揮作用。並由於管理人取代了家庭、金融家和其代理人成為此領域的最重要決策者,使得美國的近代資本主義成為管理資本主義。當然企業仍然受市場機制驅動,因此企業努裡改變市場以創造需求。[32]
歐美經濟史上的兩大變化:一19世紀工業生產向成長中的城市中移轉,而創造了近代工業,二縱向連繫的近代企業在20世紀初期完備化,為經濟成長提供了橋梁,此兩種變化,都使得人們能利用新技術製造更低廉的商品。制度變化引發了技術創新,由此可看出,近代企業卻是進行分析的關鍵。[33]
中國則沒有經濟類似的企業變化,但這並不意謂中國企業一成不變,僅說明此時中國經濟成長的動力,未包含歐洲此種組織性的變化。18世紀和19世紀初清朝的產量,是通過農村生產者增加生產量所取得的。19世紀中中國出現官督商辦的新企業型態,並在19世紀末成為企業主流,但到了20世紀初,又回到了私營企業型態,私營企業以通商口岸的外資企業活動做為榜樣,但以國內產業活動做為基礎,皆稱中日戰爭前是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但此時中國仍未出現類斯西方的近代企業。[34]
中西發展上的差異,除造成有無萌芽資本主義的差別,還有另一層含意:中國傳統手工業面對近代工業的競爭,仍保存下來,造成城鄉差距擴大遠較西方嚴重;且中國雖出現許多資產階級,但其發展方式和西方有很大不同,其只是超越中國以往的活動。[35]
[1]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10。
[2]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0。
[3]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0-11。
[4]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1。
[5]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2-13。
[6]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3。
[7]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3-14。
[8]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4。
[9]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4。
[10]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4。
[11]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5。
[12]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5。
[13]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5-16。
[14]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6。
[15]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6-17。
[16]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17。
[17]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24-25。
[18]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25。
[19]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25。
[20]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30-31。
[21]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31。
[22]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33-34。
[23]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34。
[24]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35。
[25]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36。
[26]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36-37。
[27]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37。
[28]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39-40。
[29]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40-41。
[30]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52。
[31]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52-53。
[32]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53-54。
[33]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54。
[34]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54。
[35]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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