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21日 星期日

資本主義與歐洲中心論

討論中國為何沒有出現資本主義(或客氣一點,討論其為何無法資本累積),都脫離不了西方中心論的史觀。畢竟,以世界各地文明來說,資本主義未萌芽或未成熟的占大多數,可以說發展出資本主義並非常態;那麼,歐洲資本主義的成熟就只能算是特例,並非各文明必經的道路。故我們在討論中國為何沒有出現資本主義時,或許該反過來想:歐洲為何會出現資本主義?
近期許多學者同樣注意到了此問題,黃宗智提出傳統學術的弊端「規範認識」,即以現有的各種模式和理論去討論問題。例如討論中國的經濟發展,總習慣借用西歐(特別是英國)經濟史的規範認識,西歐(特別是英國)一向被認為是近代產業革命的發源地,其歷史經驗具有特殊的意義,經由各學者的統整、研究,成為主流的理論依據,但此是否為一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或著普世價值是否能夠存在,皆有待商榷。
黃宗智認為此「英國經驗」,主要內容為商品生產必然導致資本累積,使勞動分工擴大和階級分化加強,故以雇用勞動力為基礎的大生產(及資本主義生產)逐漸成為社會生產的主導形式,許多學者認為此為不可避免的必然規律。
但黃宗智對此經驗提出反駁:17﹑18世紀西歐農村商品生產雖迅速發展,但仍然在原始工業化的層次,此方式並不一定能導向19世紀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甚至在許多情況下,農村原始工業化的發展反而可能成為近代工業化的障礙。故此經驗即使在西歐也未必能處處適用,而明清中國和工業革命前的英國在經濟社會上的差異更大,故更不能套用此邏輯。英國農村商品的發展只是剛好和資本主義的發展相偶合,故商品生產在不同的社會可能會引起不同的結果,並非資本主義發展的伴生物。
則為何中國的商品生產未能導出資本主義,黃宗智認為因為中國的農村發展發生了「過密型增長」,「過密」之義為單位面積的產出雖然增加,但單位勞動時間的邊際報酬卻出現遞減,「增長」為勞動生產率的不變或下降的情況,故過密型增長為勞動生產率下降情況下的經濟增長。
明清時期人地比例不均狀況日趨嚴重,過剩勞動力遽增,生存壓力擴大,使剩餘勞力轉向種植經濟作物和農村手工業,雖創造了更高的生產收益,卻也因投入人口大量增加,使工資變得極為微薄,各農戶的單位工作日平均收入也降低,而農戶收益減少,又促成其在經濟作物和農村手工業投入更多勞力,在此惡性循環下,中國農村的總產值不斷增加,勞動生產率卻不斷下降。而產值增加雖促成了農民生產商品化,但此商品化的目的僅為維持生存的需要,並非資本主義企業家的求富精神。且其利潤也因商品過多而極低,使原本的大生產反而被農村小生產取代。故在過密型增長問題不斷加劇下,大企業經營無法維持,資本無法累積,資本主義也無從發展。
但李伯重卻也提出黃宗智的理論缺陷:黃宗智所提出的過密型增長,是依據馬克思和亞當斯密所認為的經濟成長,而此僅是經濟成長的其中一種,因此不能因中國經濟發展不符合此形式成長,即斷定中國沒有發生其他形式的經濟成長。甚至李伯重認為此經濟發展方式在西歐也不具有普遍性,黃宗智以英國等西歐個別國家的理論來評論中國,仍不脫歐洲中心論的範疇。
且過密型增長發生的前提是強大的人口壓力,李伯重認為明清中國並沒有人口壓力的問題:其提出清代人口的成長率並沒有大大高於以往,且與西北歐相差不大,且在宋代、明代時都有學者認為發生人口壓力過大的現象,在此現象之下,清代人口仍能不斷增長,代表並無人口壓力問題。
且此時由於農業技術的發展與普及,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產值均提高,棉布和絲綢工業產值也增加數倍,並且清代前中期江南的商業、金融業和服務業皆比明代後期更發達,因而此些行業所創造出的生產總值也有較大增加。並認為此時經濟增長超過人口增長,故農民生活水平跟近代水準比起來相當高,不輸當時的西歐國家。
因此李伯重認為黃宗智的過密型增長理論並不成立,且一直到19世紀前半期,中國最富裕繁榮的地區仍是人口最稠密的江南地區,此地也為中國經濟進步的主要推手,故李伯重認為中國實已到達資本主義萌芽但未成熟的階段。而李伯重如此堅持中國已到達資本主義的起點,是否也和長期以來歐洲中心論史觀,習以將資本主義和現代化國家畫上等號有關?

參考資料:
王國斌,〈過密型增長理論與中國經濟史研究----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1368-1988》評介〉
李伯重,〈過密型增長理論不適用於明清江南農村經濟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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