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的住商分離V.S.臺灣的住商混合

之前在課堂上曾討論過為什麼歐美國家的城市的設計為住商分離，使得購物往往需要花上大量的時間與成本，又如果住商分離比較好，那為什麼臺灣又要採行住商混合的制度？
其實歐美國家的住商分離制度是長年的城市發展所積累出來的政策，或許也可以說是路徑依賴所形成的結果。其實早在18世紀至20世紀初期，歐美的城市仍舊是屬於住商混合的發展型態，市中心是各種活動聚集的所在，而多樣性的活動更是其能夠發展的主要原因，可以說市中心內工商、住宅、零售、政府及文化等多種活動的混合，創造了經濟上的活力並促成更多專門功能的發展。既然多樣化的活動有利於城市的發展，那為何之後會變成住商分離的發展型態？最主要的原因便在於市中心的發展過於飽和，使得城市的發展漸漸不適合人們居住，再加上人民收入的增加、汽車的普及化、大量嬰兒的出生，以及政府獎勵興建新的住宅，終於使得民眾開始離開市中心，而出現明顯的郊區化現象，因而使的本來多樣化的市中心逐漸只剩下商業的用途。
同時，因為大量人口的遷出，使得市中心空置的房屋被低收入與特殊族群侵入，更加迫使市中心的居住品質低落，加速中高收入居民的遷出，造成市中心變成環境品質不佳的代名詞，也因而加深住商分離的合理性。
而使得住商分離的土地使用分區制度更為明確，是在於19世紀末英國的規劃師-霍華德(Howard)所提出的「花園城市(Garden city)」的構想。他認為市中心區內多種用途的混合和高密度的開發是造成都市住宅品質低落的主要原因，因此建議將市中心內的各種用途加以區分，把住宅、工業、商業分別置於計畫的保留區內，環繞著一個中央公園配置，並在最外圍以一個農業用途的綠帶將整個都市環繞起來。而這個構想，也確實對歐美國家的城市帶來相當大的影響，包括土地使用分區的確立及新市鎮的開發建設等。
相對於歐美國家，臺灣的都市發展也不是沒有面臨上述的問題，也曾因人口過於的稠密，而使都市的居住品質不佳，也因而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的擬定。但臺灣不似歐美國家有廣大的腹地可以進行大規模的搬遷與開發，且許多居民都早已習慣以自己住家一樓的空間開設店面，尤其在主要道路沿線更為明顯，因此若仔細分析，可以發現臺灣很少有區域性的商業中心，反而是帶狀分布的商業中心為臺灣都市發展的常態，也因為商業店面難以集中，更加使住商分離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難以執行，故便採用條列式許可制的土地使用管制，使得住宅區也可以容許有影響性較小的商業使用，住商混合的制度乃較容易在臺灣形成。
若從經濟效率的觀點分析，土地使用管制可以避免土地利用外部性的產生，同時可以有效提供公共財貨，最重要的是政府可以有效控管土地的使用，使公共支出能夠節省，因此歐美的住商分離制度對於政府管理土地的角色來說，是較具有經濟效益的，但對於民眾的生活而言，確可能因為需要長時間的旅運行為，而增加了許多的運輸成本，且早晚不同時間點，所造成的空城現象，也使得在治安的管控上增加許多無形的成本，故歐美國家現在也開始檢討是否應該修改嚴格的土地使用管制，而採以市場導向的方式規劃土地的使用型態。
因此，不論是住商混合還是住商分離，在經濟上皆有其達到效率的目的，惟應採行何者，則需端視從民眾還是政府的角度觀之。

資本主義與歐洲中心論

討論中國為何沒有出現資本主義（或客氣一點，討論其為何無法資本累積），都脫離不了西方中心論的史觀。畢竟，以世界各地文明來說，資本主義未萌芽或未成熟的占大多數，可以說發展出資本主義並非常態；那麼，歐洲資本主義的成熟就只能算是特例，並非各文明必經的道路。故我們在討論中國為何沒有出現資本主義時，或許該反過來想：歐洲為何會出現資本主義？
近期許多學者同樣注意到了此問題，黃宗智提出傳統學術的弊端｢規範認識｣，即以現有的各種模式和理論去討論問題。例如討論中國的經濟發展，總習慣借用西歐（特別是英國）經濟史的規範認識，西歐（特別是英國）一向被認為是近代產業革命的發源地，其歷史經驗具有特殊的意義，經由各學者的統整、研究，成為主流的理論依據，但此是否為一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或著普世價值是否能夠存在，皆有待商榷。
黃宗智認為此｢英國經驗｣，主要內容為商品生產必然導致資本累積，使勞動分工擴大和階級分化加強，故以雇用勞動力為基礎的大生產（及資本主義生產）逐漸成為社會生產的主導形式，許多學者認為此為不可避免的必然規律。
但黃宗智對此經驗提出反駁：17﹑18世紀西歐農村商品生產雖迅速發展，但仍然在原始工業化的層次，此方式並不一定能導向19世紀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甚至在許多情況下，農村原始工業化的發展反而可能成為近代工業化的障礙。故此經驗即使在西歐也未必能處處適用，而明清中國和工業革命前的英國在經濟社會上的差異更大，故更不能套用此邏輯。英國農村商品的發展只是剛好和資本主義的發展相偶合，故商品生產在不同的社會可能會引起不同的結果，並非資本主義發展的伴生物。
則為何中國的商品生產未能導出資本主義，黃宗智認為因為中國的農村發展發生了｢過密型增長｣，｢過密｣之義為單位面積的產出雖然增加，但單位勞動時間的邊際報酬卻出現遞減，｢增長｣為勞動生產率的不變或下降的情況，故過密型增長為勞動生產率下降情況下的經濟增長。
明清時期人地比例不均狀況日趨嚴重，過剩勞動力遽增，生存壓力擴大，使剩餘勞力轉向種植經濟作物和農村手工業，雖創造了更高的生產收益，卻也因投入人口大量增加，使工資變得極為微薄，各農戶的單位工作日平均收入也降低，而農戶收益減少，又促成其在經濟作物和農村手工業投入更多勞力，在此惡性循環下，中國農村的總產值不斷增加，勞動生產率卻不斷下降。而產值增加雖促成了農民生產商品化，但此商品化的目的僅為維持生存的需要，並非資本主義企業家的求富精神。且其利潤也因商品過多而極低，使原本的大生產反而被農村小生產取代。故在過密型增長問題不斷加劇下，大企業經營無法維持，資本無法累積，資本主義也無從發展。
但李伯重卻也提出黃宗智的理論缺陷：黃宗智所提出的過密型增長，是依據馬克思和亞當斯密所認為的經濟成長，而此僅是經濟成長的其中一種，因此不能因中國經濟發展不符合此形式成長，即斷定中國沒有發生其他形式的經濟成長。甚至李伯重認為此經濟發展方式在西歐也不具有普遍性，黃宗智以英國等西歐個別國家的理論來評論中國，仍不脫歐洲中心論的範疇。
且過密型增長發生的前提是強大的人口壓力，李伯重認為明清中國並沒有人口壓力的問題：其提出清代人口的成長率並沒有大大高於以往，且與西北歐相差不大，且在宋代、明代時都有學者認為發生人口壓力過大的現象，在此現象之下，清代人口仍能不斷增長，代表並無人口壓力問題。
且此時由於農業技術的發展與普及，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產值均提高，棉布和絲綢工業產值也增加數倍，並且清代前中期江南的商業、金融業和服務業皆比明代後期更發達，因而此些行業所創造出的生產總值也有較大增加。並認為此時經濟增長超過人口增長，故農民生活水平跟近代水準比起來相當高，不輸當時的西歐國家。
因此李伯重認為黃宗智的過密型增長理論並不成立，且一直到19世紀前半期，中國最富裕繁榮的地區仍是人口最稠密的江南地區，此地也為中國經濟進步的主要推手，故李伯重認為中國實已到達資本主義萌芽但未成熟的階段。而李伯重如此堅持中國已到達資本主義的起點，是否也和長期以來歐洲中心論史觀，習以將資本主義和現代化國家畫上等號有關？

參考資料：
王國斌，〈過密型增長理論與中國經濟史研究----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1368-1988》評介〉
李伯重，〈過密型增長理論不適用於明清江南農村經濟史研究〉

資本主義是否會是經濟成長的必然結果?

雖然老師尚未在課堂中提及這一段,但關於這個議題我有些許看法,課後或許會有更多不同的想法。

綜觀全球,目前有許多經濟發展相當成熟國家,均是視資本主義為宗旨的國家.
資本主義帶動經濟發展,經濟的迅速發展又證實了資本主義.

那我們對東方的巨龍-中國應該怎麼看?
眾所皆知地,中國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可以說是一個強調財富均等的國家(雖然中國的內陸與沿岸居民的年收入也早已開始不平均,但中國仍是一個共產國家)內需強盛的中國已經吸收了許多外資,大量的外資投入使得中國的經濟發展異常的快速,每年經濟成長率維持在10%左右,相對之下美國與日本2~3%的力量顯得相當薄弱.

資本主義是否會是經濟成長的必然結果??
目前世界上是共產國家,又是經濟發長旺盛的國家數目,寥寥可數. 如果假設經濟成長可以促使國家邁向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應該如何定位她自己?
難道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可以同時並存?
或是中國有一個折衷的方式:經濟特區採行資本主義,一般行政區域則採行共產主義. 我懷疑這個方式的可行性.
當然,中國人民目前也會出現經濟上的M型,乃是因為發展經濟特區,與放寬部分行政規範的關係. 即,對於地方的行政區域而言,已無需將該行政區所有的剩餘資源上繳中央,地方可以保留部分餘額.
抑或是:資本主義與共產黨並存?
這難道會是共產黨甘心坐視不管的現象嗎?

淺談宗教團體與經濟發展的關係

韋伯(Max Weber)認為新教倫理（尤其是喀爾文教派），有助於資本主義精神的成型，此論點獲得多人迴響，紛紛以宗教來解釋經濟發展，例如以儒家思想來解釋亞洲四小龍的快速崛起。但是一虔誠的宗教不是應著重於精神層面，而非世俗的金錢層面？宗教團體卻往往利用人性愛錢怕死的弱點，以世俗工具來達成精神統治。
預選說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喀爾文認為一個人能否得救，早在出世前就已由上帝預先決定好，任憑你多麼努力都無法改變上帝的選擇，那麼，既然一切早已命定，人還能有何做為？弔詭之處就在於，喀爾文又說了：如果你是上帝的選民，你就有能力認真工作以榮耀上帝；也就是說，認真工作是你做為上帝選民所得到的果，而非你成為上帝選民的因，所以每個人都應該要認真工作，以證明其為上帝的選民，有能力榮耀自己、榮耀上帝。姑且不論預選說是否跟資本主義精神成長有絕對關係，卻的確為新教爭得一席之地，因為他肯定了人累積財富的正當性。
台灣不是一個神權社會，宗教團體卻能得以和政治團體分庭抗禮，我認為亦不乏此因素存在：累積財富不再是罪惡，只要利用賺來的錢財捐獻，不論是救濟災民或是供養佛祖，就能積德，以現實面來說捐錢可以減稅、可以成名，死後或許還能通往西方極樂世界呢。
而宗教團體又為何要將佛堂裝潢如此華美，顯示的不只是經濟力，而是其功能性：因為此宗教的靈驗，所以能得信徒捐獻；人自然不會相信小廟裡自身都難保的破舊神像，而會相信大佛堂裡的金身佛像。
宗教團體各據一方，目的都是勸人行善，卻為何不能整合？各宗派教義不同，是其聲稱的原因，或許還在於：與其讓資本累積於一人，不如讓各宗派都分一杯羹，如同民主政治為甚麼吸引人，就在於人人都有希望掌權，而非如帝制權力只限於一姓之手。於是各教派心照不宣的達成勢力均衡，各自推銷自己的教義收買信徒，因為誰也沒有把握，整合了之後，自己的教派能獲得絕對權威。

Government Investment

Or it should be expressed in"Government Donation." It is the thing that bothers me and make me rethink how it will contribute the activities of economy better. Keynes mentions that government donation into the country, public facilities building as an example, can make a growth on the national GDP. WHY?? The reason flashed through my head is Modeling Effect, which mean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ws confident of good investing environments to the investors. But it should be contributed into the "Investment Section." To this, can we say that government investment does no donation to the national GDP? Professor Mao had mentioned about this problem approximately 2 years ago:"If our government made a lot of worthless bridges for our nation, we will still have a growth of economy?"

中國上古時期農業社會的形成

從古史資料來推斷，中最早國進入農業社會約從神農氏開始，然從考古資料來判斷，則是出現在距今約7000-8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在此時期作物的種類已經多樣化，且已有城牆的出現，顯示在進入農業社會後，人們開始有定居的習慣。
至黃帝時代，更從家形成到部落的產生，分工的制度也開始萌芽。因為早年的古文明都是出現在大河流域的周邊，故至唐虞時期洪水成災，乃命大禹治水，治水成功後，不僅使農業的發展更為安定，且根據土壤及物產的調查決定賦稅的等級與貢品種類。亦因水利施工完成，使得耕作方式從旱田轉變為水田。而在此一時期，對農業有重大影響的因素就是曆法的精確，使人們可根據氣候時節從事農業的生產。
至夏商時代，農業社會的形成更加明顯，因早年雖已有部落產生，但仍會不定期的移動部落位置，但至夏商時代，因農耕技術的進步、防洪工程的完成，以及宮室的興建，而使定居型態更加的穩定。也因放棄以往的游牧生活，故糧食的來源穩定更加重要，因此農業的生產亦逐漸取代以往的獸獵生活。
另一項使農業社會更形穩定的原因再於貢賦制度，因人們必須定期的對共主納貢，且納貢的內容亦有明確的規定，因而使得農業的生產不再僅是為了生活，更要負擔給共主的稅賦。
到了周代，部落的共主型態更進一步發展成國家的型態，而制度的研擬也更為明確。對於農業方面，更有所謂的井田制度，使每戶家庭都必須共同分擔公田的耕作。
從此可知，農業社會的形成是一種制度轉變上必然的結果，因為當人們從個體聚集成群體後，便會開始分工;而當裙體越來越大便會產生領袖領導大家，但也因人口變多，遷移居住地不似以往容易，便會產生定居，定居開始，會產生所有權的觀念，人們便會重視土地的使用，因此農業便應運而生。
因此，上古時期的經濟轉變確實也符合路徑依賴的概念，因為有定居產生，而使農業開始形成，也因為如此，人們開始對抗大自然的力量，才會有大禹治水的發生，進一步使定居制度更為穩定，也因而使人們對糧食來源穩定的需求增加，而農耕相較於狩獵更能滿足穩定的需求。
而為使農產更為安定，人們開始觀察氣候與天象，曆法才會產生，而有了曆法，也使農業的收入更為安定。如此這般不斷對農業發展的改良，也才能使農業社會更加穩定，也才能進一步確立國家的產生與其他制度的定訂。

Path Dependence (Cherry)

關於Melody對於歷史路徑"Path Dependence"的觀點，我有不同的看法："Path Dependence"直翻為路徑依賴，指每個歷史事件皆非獨立形成，必須依賴其他路徑；意即每個歷史事件都不是偶然發生的，一定有其軌跡可供追尋。
故十八世紀德國歷史主義的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提出實證史學(positivist history)，認為所有的結果都有其成因，講求以史料做為實質證據，闡述歷史敘述的正確性；亦受西方當時普遍對未來的樂觀態度影響，認為歷史發展會不斷地往前，不斷地進步，而當時已經進步到了歷史的最高階段，故此時的顯學為直線史觀，認為歷史事件因果連續，並直線進行。而歷史究竟是會不斷循環，或沿直線進行，還是如螺紋般直線進行，卻也以不同起點循環，仍究是各代史學家始終爭辯不休的議題。
隨著歐戰和二戰的爆發，歐洲的進步史觀開始備受質疑，整體思維趨向悲觀，故二十世紀當道的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大師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批評史家迷惑於追尋歷史事件的起源(Origins)：其認為起源如果是開始(Beginnings)，那事件的起始該追朔到何時，就如同地球演化的歷史般長遠難以追尋並判斷；起源若是原因(Causes)，那麼對於已知原因的探討，又有甚麼困難可言？先不探究開始和原因的異同，一個事物從初始到現在，期間難道沒有變化？一味地追究原因，是否能保其意義千古不變？故布洛克認為與其不斷地追尋環環相扣、且沒有盡頭的因，不如以發生此結果的時代背景、社會狀態來判斷，故其強調各學科的結合，以探討一整體的歷史狀態。
歷史學先求脫胎於其他學科，以探求其獨立性，但在對整體史的追尋下，又追求和其他學科的合作；我想這是為甚麼我身為歷史系，卻雙修經濟系的關係，許多人好奇此兩者的差異性，我卻認為史學和經濟學同樣是探討人的學科，而此關聯足以將其結合，並能試圖描繪出各時代的樣貌。